独自旅行对我来说就像一张白纸，没有规定的格式与套路，可以随意在上面圈圈画画。

8月31日，苏州，阴

    今天，我拜访了通信已久却未曾谋面的朱老师。找到他的家着实费了一番周折，出发之前，在观前街钮家巷深处的青年旅舍里，我又是上网又是打听，折腾了很久却毫无结果。最后，我终于在电话里与朱老师取得联系，约好了见面地点。

    晚上6时45分，出租车把我放在中市桥公交车站后绝尘而去。我拎着一盒“余温尚存”的鲜肉月饼，独自等待。

    约摸5分钟的样子，马路对面走来一位白发老者，个子不高，一副南方人特有的瘦小身材。当我还在犹豫时，“筱茱”一声亲切的呼唤将我的陌生感一扫而空。虽然年逾七旬，但朱老师精神矍烁，走起路来像年轻人一般，一如他的文章字里行间流动着澎湃的血液。

    一路上，他指着附近的几条小道向我介绍，他的家不好找，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地名，甚至连老苏州都未必能找到这条小巷。他的话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安慰，让出行前没有做好功课的我不再自责。

    在转了数条小路之后，我来在了一栋二层的老楼下。借着微弱的灯光，朱老师摸索着将院门打开，我跟在他的身后上到顶层。还未伸手，门已微启。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妇人站在屋内。“这位是……”正当我不知该怎么称呼她时，朱老师向我介绍，“这是我的母亲，今年已有87岁高龄了。”我本以为是他的太太，幸亏没有信口雌黄，我不好意思地吐了下舌头。

    朱老师的家母和蔼慈祥，坚强乐观，说起来话来中气十足，怎么看都不像身患癌症10年之久的病人。说话间，朱母从里屋搬来藤椅，招呼我坐下。落座后，她一直拉着我的手，问长问短。吴侬软语，我听不太懂，却每每随声应和，朱老师看出我的尴尬，会时不时在我旁边做翻译。

    促膝长谈中，我知道了朱老师的一些故事。他从十几岁就对西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并开始尝试创作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一场熊熊大火将朱老师的家连同他几万字的书稿以及3000多本藏书吞噬一空。此后，他的父亲及兄弟姐妹都劝他出去找份工作，可他却执著地将幸存下的书稿整理出来继续写作。

    慈母的支持是他最大的精神动力，当初就是老人的一句话：“只要我有口饭吃，就会分给他半口。”朱老师才得以从容摆脱世俗的困扰，专心创作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因写有关莎士比亚的文章惨遭批斗，导致左耳失聪，命悬一线之时，母亲将他送往医院，悉心照料，这才险回了性命。

    柯切托夫在《叶尔绍夫兄弟》中曾经说过：“艺术要求人们付出巨大的忘我劳动，它首先要时间、时间和时间……从事艺术的人必须献出整个身心、整个思想和全部力量！”“妻子，对搞创作的人，对艺术工作者来说，是最大的祸害……献身艺术的人，不应该过家庭生活，不应该有美满的家庭”。这种说法虽然偏颇，但对朱老师却影响深重，他把创作看成是自己的第一生命，为此，他摒弃了爱情，选择独身……

    看着眼前这位老者，听着他的故事，我不由对他肃然起敬。写作对他说来，不是为发表，不是为上演，不是为名利，而是为了追求、信仰，是为了艺术之美。我相信，执著的朱老师这辈子无悔无恨。

    快要告辞时，他指着三个落地书柜对我说：“这些都是我的藏书，等我百年之后，我会将它们全部捐给图书馆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，请别客气。”“您有卡夫卡的《城堡》吗？……”面对装得满满的书柜，我忽然变得贪婪起来，想看的几本书名脱口而出。“有的。”朱老师马上打开书柜，从上至下仔细翻找起来。因为灯光昏暗，他的老母亲站在旁边为他举起手电。此时，我才意识到我有多鲁莽，欲上前帮忙，却插不上手，只能呆呆地站在他们的身后。如果有支画笔，我真想把这温暖感人的一幕记录下来。

    朱老师把我送出家门时已是晚上九点半。苏州的初秋已有些微凉，怀抱着他送给我的一套西方经典诗歌朗诵CD，和满满一书包的“宝贝”，我想起了他的一句诗：“我们的相见，像列车在站台停靠；我们的分手，无情如汽笛长号……”

    虽然时光匆匆，我却仿佛循着他的心路历程走了大半个世纪。从他的故事中走出来，我就像啜饮了一盅醇香的高梁酒，心暖微醺，回味无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