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月14日，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的话剧《霸王歌行》在首都舞台上亮相了。作为这个戏的编剧和原小说作者，我首先要感谢导演王晓鹰，感谢演员房子斌、张昊、刘璐、田征、雨侬，感谢全体幕后工作者。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，《霸王歌行》是不能获得如此成功的。我爱他们！

话剧《霸王歌行》由我根据自己的中篇小说《重瞳——霸王自叙》改编。小说酝酿于1995年，完成于1999年。在小说问世五年后，我和王晓鹰谈到了话剧的合作。如此看来，对这台戏的探讨与磨合，也经历了三年之久。可谓好事多磨。最初，晓鹰企图把它排成一个独角戏，让一个演员来完成全部角色的塑造。这无疑是个大胆的设计，但缺乏操作性。接着，我们又想做出一台中规中矩的大戏，但又担心难脱以往“历史剧”的窠臼——我反复强调，某种意义上，我不认为《重瞳》是“历史小说”，当然它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历史剧”了。有人说，小说是在借项羽之口说潘军的话。这意思不完全对，但也不是毫无道理。我坚信历史是作为一种书写，但不是留在典籍里，而是活在今天人们的心中。克罗齐说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无论是小说《重瞳》还是话剧《霸王歌行》，都没有去篡改历史或者演绎历史，而是在典籍规范中寻求到了一种新的解读。这个解读，集中起来，就是彻底颠覆了我们记忆中的那个西楚霸王的形象。在我心目中，项羽是一个恪守人格尊严的军人，但他浑身散发出了诗人气质，他同时也是一个伟岸的男子汉。在这一点上，我和晓鹰是完全一致的。小说的先锋性在剧作中得以维护，立足于这个基本点，舞台的形式自然也应该带有先锋性。先锋，意味着一种文化立场，意味着一种探索精神。我在演出说明书上写下了这样一句话：舞台上的项羽是个幽灵，但他行走在今天的大街上。

《霸王歌行》溶进了一些戏曲——尤其是京剧的元素，还溶进了民间“双簧戏”的元素，音乐设计和舞台美术设计也同样是这样的，现场的古筝弹奏，中国画的写意效果和西洋的装置结合在一起，这些又打上了后现代色彩的烙印。后现代艺术其中一个表现手法是拼贴，这个戏就是拼贴而成的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拼贴不是拼凑，它们集中在一个审美原则里，是统一而和谐的。我特别赞赏的这台戏的演员。房子斌所饰演的项羽给我带来的印象是那样的强烈，其表演的激情与阴郁，奔放和内敛，都收放自如。他在叙事人和剧中人之间跳来跳去，我们的视线自始至终被他的表演所牵引；刘璐却是在京剧和话剧之间飘荡着，她演的虞姬是那样的凄美动人。特别是张昊一个人饰演的范增等十三个角色，演员的创造力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。这是王晓鹰的创造，更是张昊的成功。

《霸王歌行》虽然是小剧场话剧，但它所带来的艺术震撼力是巨大而强烈的。它张扬了一种高贵的人格精神。张扬了一种为世俗所不容的个人原则和价值取向。